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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学

2013-09-13 09:58:13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郭怡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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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我进入中国画系。我刚进系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就是梁长林那一班,同时决定首届研究生班招生。

  丁井文来主持中国画系的工作,首先是把教师班子组织起来,当时的花鸟画的老教师是李苦禅先生、田世光先生,郭味蕖先生已经去世,高冠华先生被遣送原籍,还没有落实政策,肖淑芳先生身体不好很少来上课。中年教师还有焦可群和我的艺师同学许继庄。焦可群原是秘书,许继庄是新调过来的。这个教学班子中唯独缺了郭味蕖先生这个科主任。重新组织班子就要进人,有教工笔的,有教大写意的,没有教写生和小写意的。丁井文要调人,他先把美院附中的中国画主力教员调了进来。于是,卢沉王同仁李行简、金鸿钧这几位调了进来。提高了国画系的教学力量。然后是从外面调人,1978年先后才外面调进了贾又福张立辰和我。这样就加强了山水画和花鸟画的教学力量。贾又福是美院的老毕业生,被分配到戏剧学院工作,张立辰是浙江美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来又在中学教书。我们能调来都很不容易,当时系主任黄润华和人事处的人到崇文区文教局调我,费了十分周折。崇文区一定要美院拿人换,不但要换一个能教美术的,而且要求是党员,能做宣传政工的人。后来黄润华跟我说,区里把你说得高的很,他们提的条件太高了,我们上哪儿找到这样的人跟他换。

  在花鸟画教学上,金鸿钧和许继庄教工笔,贯彻临摹、写生、创作的教学原则,但临摹的份量相对大一些,临一张宋人册页就要半个月,在临摹的过程中教勾、染技术。张立辰、焦可群教写意,焦可群教大写意,是苦老的路子,张立辰提倡以梅兰竹菊入手,后来又留下了赵宁安。我主要教写生和创作,在写生课上我做了些研究,第一就是“慢写”,研究式的,认识植物的生理结构,搞清物理、物情、物态,先是搞一些花木布置在教室里,后来有了一些条件,布置植物角,让学生有选择地。找各自角度地仔细研究,这种植物角的效果很好,学生不只是画草与花,而是感受到生长的气氛,感受到多种植物在一起,能训练选择组合能力,培养构图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出去面对大自然就不怕了。这一办法,学生们提高的很快,我极力主张把花鸟画学生带到生活中去,以前花鸟画学生最多也就是到公园画牡丹,很少到山野中去。六十年代,我父亲就首先提出带学生下去,过去中央美院只有画人物的学生下厂矿、农村,画山水的学生到北海、香山什么的,很难下去画画。父亲多次带学生在北京郊区附近写生,遇到很多困难,于是决心带学生下江南、到黄山写生、到井冈山写生。到黄山写生是高等院校花鸟画科学生首次专业写生。父亲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并与当时的系党支部书记黄铸夫同志同去。他认真安排写生计划制定写生教学计划,亲自选点,坚持每天交流总结,白天他具体示范、讲解,晚上,集中看稿上课,这在他《黄山行》日记中(见《郭味蕖艺术文集》)非常详细地做了记录,这是花鸟画具有创造性的教学改革,见到了明显的成果。学生积极性特别高。走到山野之中,性情豁然开朗,题材内容都有了大变化,当时,山水画的写生正在兴起,如果说五十年代中期的张仃、罗铭、李可染的写生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那么。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石鲁、赵望云、何海霞组织陕西画家的大写生。特别是《》在北京的汇报展,那影响是导向性的,同时以傅抱石、宋文治、亚明、魏子熙等人组织的碗里写生团,不但产生了许多新作品,而且认识到国画家如此深入生活,将对中国画的改革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许多老画家都充满了信心。正在这个时候,郭味蕖带的中央美院的学生写手团到了南京。他们先在南京植物园一边劳动一边写生,一边整理沿路作品,他们的举动立即引起了江苏美协的关注,受邀在江苏美协举办写生作品观摩展,并请郭味蕖先生讲座示范,介绍学生经验。这是花鸟画组织的大规模的写生,如果没有郭味蕖先生制定的详细的教学大纲,详细制定了花鸟画科各个年级不同阶段的写生地点,方法要求,走进大野山川。如果没有叶浅予先生的积极支持,当时叶老是顶着风险的,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很多,弄不好就成了游山玩水,大帽子满天飞。甚至有“用资产阶级游乐思想腐蚀学生”等等言论。从郭先生在写生计划中有关“学生思想改造、劳动锻炼、走访民情、深入工农”等内容的设置就可以看出,每走一步都是如履薄冰。特别是我们从他每隔几天就给系领导所写的汇报来看,学生对写生教学的意义,和通过临摹、写生、创作三结合的教学精神的贯彻是十分明确和坚决的。然而,这条道路,很快就随着美院伪社教的开始,随着批判叶浅予、蒋兆和、郭味蕖等人的开始,写生教学被彻底殃及,文革一放就是十多年。

  对于山野写生,我的认识是花鸟画发展和创作出新的一个突破口。也是能立竿见影的改革。因此,我倒美院任教以后,一直想从这方面做好继承和进一步试验。因此,我79年先去西双版纳写生探路,等我确认那是个写生教学的好地方时,我立即向系里打报告,希望把首届研究生班的写生课定在云南西双版纳。当然经费是个大问题,学校只能解决小部分,学生自己有没有能力,怎么办?想路子,找熟人,找到了昆明当时最好的翠湖宾馆,于是我带领着美院研究生班全体写生住进了大宾馆,用为他们画陈列作品作为交换,解决了部分吃住、交通问题。那是首次乘飞机从昆明到思茅,省去了乘汽车三天三夜的时间。那次写生是学院派高手们认真探索性写生,不少写生作品成为后来教学的典范。詹庚西画的大榕树成为教材、赵宁安回来以后略加整理旧出版了一本写生技法书,社会影响很大。龚文桢以从未入花鸟画的黄___花、詹庚西画的有着浓郁版纳情调的大文殊兰为主的热带雨林花木,营造了新的意境。朗森画的被烧焦了的热带雨林山坡顽强长出了的新芽具有生态保护的新意,赵宁安的作品是在版纳翠屏峰下涧水之边的一幅速写启发而来的,张杲的花卉册页也带有浓郁的热带气息。

  90年以后,我又组织中国画系的花鸟画教师张立辰、金鸿钧、许继庄以及姚有多、王书杰等和电教摄制组成员,为探索写生实习问题又跑了一次云南,从此。花鸟画的写生教学版纳成为基地。赵宁安、姚舜熙、于光华等后来的一批教师都带学生去,并请植物所的专家讲课。以至于后来所有有点条件的大专院校的花鸟画专业实习多跑云南西双版纳植物园。那里已经成为教学基地和花鸟画的朝圣地。我三十年来二十多次深入云南,把西双版纳建成一个完整的教学基地和创作基地,是我的一大心愿。在那里要有教室。系统教材,要有人讲课,有人指导。到了那里要真有收获,特别是指导学生如何认识生活。观察生活,培养感受能力和经验,捕捉能力和表现能力。因为我看到太多的学生下来以后,无从下手,画不出东西带回去,花了不少的钱财和时间,因缺乏指导,两手空空,真的很痛心,所以决心办基地。但有苦于缺少精力和财力。我的博士生张鉴,很了解我的心愿,更了解办起写生和创作基地的实际价值。所以他毅然辞掉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创作院专业画家的职位,投身在热带雨林开拓。现在小勐伦罗梭江边植物园对面购置;购置了办公和教学地点,得到了版纳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西双版纳职业大学合作,并得到了西双版纳植物园的合作。成立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艺术研究院,理事会包括许多有成就的花鸟画家,包括港台的画家,准备办班,开展教学和创作活动,加强与周边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诸国的开展交流,举办展览。

  我无数次地深入云南,广东、福建,我到东南亚诸国、到琉球诸岛,到欧洲、美洲等地那些植物园十分茂盛的地方。

  教学工作

  担任花鸟画科主任的事,对于我来说并不太难。几位教员课时基本上平均安排,教学大纲在父亲写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当时按照叶浅予先生的教学计划,加重了花鸟画、山水画的课时比例,而且第一年的基础课也以花鸟画练线、练笔来开路。把花鸟画教学提到优先位置,分人物、山水、花鸟三个单元。在头三年的教学中轮换三次,第一学期就是花鸟单元。本科生在三年级开始分到画室。姚舜熙、冯中云、李雪松等就是花鸟科的学生,而且招收了进修班。招收各院校和专业单位的学员,与本科生共同上课。在这一点上,我是力主招收进修生的,因为我当时认识到国家给的招生名额太少,一年分到各科也就几个学生,招了进修生进来与本科生随堂上课,即游乐人气,又能互相学习,大家都有提高。当时师生教和学的热情都很高,教学属于恢复和发展期。

  当时叶浅予生生恢复系主任工作以来,当然是抓大事,找教学改革的方向,系里的日常工作十分复杂,系领导班子的建设和工作能力,工作方法,麻雀不大,但事情复杂,那些年,系里的党政领导成员有黄润华、姚治华刘勃舒、包玉国、李琦来负责。;李琦同志资历很老,是延安的红小鬼,又有《毛主席走遍全国》这样的名作。但叶先生对他不满,再加上运动中的种种表现,因此在叶先生复职后基本上没有做领导工作,刘勃舒先生又担任了美院副院长的职务,姚治华快到了退休年龄,需要补充系领导班子成员,一些人推荐我上来,说实在的,我心里没底,系里那么多的老师,虽然年龄与我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美院毕业留校的,教龄都十几年了,有经验,而且,有些教师已经很有社会影响了,人物、山水、花鸟领导全面工作,再说我没有做工作的经验,教师工作更难做,况且大部分人都曾经与我父亲同事,都在运动中不同程度的批判过我父亲,有些人还有过激行为,虽然我来美院之后对运动中的事我只字不提,总是有些不自在。因此这个关系深了不是,浅了也不是。当时,黄润华、姚治华刘勃舒、包玉国还有姚有多都鼓励我上,话说的很诚恳。有一次,有一位系领导,忽然手达在我肩膀上,十分亲切地说:“哎呀!小郭呀,你真好,你跟你父亲一样,我真喜欢你”。听到这话,我心里就一激灵,心想,你在劳改队的时候不是红色牛鬼蛇神吗!对我父亲不也是坚决揭发批判吗!?

  在宣布我上任之前,还是给了我一个时间锻炼的机会,那就是要我参加文化部展开的中国画教学会议。在杭州的浙江美院召开,要全面的汇报各院的教学情况和研究教学改革,美院派出了三人,由黄润华带队,成员有我和姚有多。会前准备非常认真,有教学大纲。教学安排、教学成果、指导思想,以及办首届研究生班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教改方案。我们三人在发言上也进行了细致的分工。说实在的,对文化部安排这么重要的会议在浙江美院召开,我们心里都有点不平衡,事实证明,中央美院的发言是有质量的。那次会议,是我学习到了许多教学和管理经验。浙江美院西安美院、鲁迅美院、广州美院南艺等许多学校的状况基本了解,二是对中央美院的教学思想、办学能力和经验更加强了认知和信心。

  从杭州回来之后,黄润华和包玉国找我谈话,让我接替姚治华的副系主任工作,征求了叶浅予先生的意见,上报院领导,杨书记,候逸民院长,组成了黄润华、我和韩囯臻一正二副的系领导班子,支部书记是包玉国,办公室主任是王书杰,这个班子非常团结。黄润华办事踏实稳健,不急不躁,心里有数。韩囯臻先生比较年轻,在教学上有想法,做事非常认真,我的人际关系比较好,与社会上联系较广,思路还算宽,有些建议黄润华能听进去,并放手让你做,因此工作起来非常高兴,虽然事情很多,工作起来忙得天天转,但后来我们三人都在美院三号院住,那时只有黄润华家有个小客厅,有什么事都在黄润华家里碰头。当时学生的管理工作很复杂,有时学生出了事,还要半夜起来处理。我记得当时我主要抓了几项工作:一是增添设计课,包括中国画构成课(水墨、色彩),我感到现代构成理念对中国画画面结构会有作用,那时工艺美院引进到教学中,首师大也在试验,我受他们的启发,力主开构成课,先请了工艺美院毕业的潘强给花鸟画科上课,然后支持卢沉先生上试验课,卢沉先生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新课,后来我又力主把李洋从附中调回,研究水墨肌理和水墨构成。后来在系领导班子的变化中把这门课取消了,但我至今认为是很有用的,已经在老师们的基础教学中得到了应用。我认为这是与透视、解剖、构图等基础课一样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建立中国画的画面意识有很大作用。

  我在系里的另一工作是进修班的开办,这是我力主的。因为本科生招生太少了。每年上面分配的名额只能招十几个人。再一分科,学生少得可怜,学习气氛也没有。我自荐抓进修班,试验着每个年级。每个科都使进修生充满教室。有的教室只有两三个本科生,十几个进修生。有的进修生水平很高,愿意到美院来,即便是跟班上课,他们也很知足,这样教学班就活起来了。黄润华同志开始并不赞成,但也没有反对,事实看吧,办起来后,确实人气活了,各画室的教师也在较劲,而且也能带来一点创收,这种班逐渐积累经验,直到现在。不但院校,就是画院、美协,有条件的单位都在办。我认为美院当时带了头。

  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在日本办班。日本东洋美校是个高等专科学校,与美院附中有交流,引进设计课程和设备,他们很希望把中国画教学引进日本,这一点正合我们的愿望,利用中国美术团访问日本期间,刘勃舒与我前去考察,并与校长中人三郎深入交换意见,很快就达成了在东洋美校开办中国画教学的意见。在校领导、外办的具体安排下,系里认真做好去日本教学的教师安排,并与负责在日本教学的关乃平先生密切合作。经请示,给予关乃平先生美院的职称。这个合作一直至今已经近二十年,这为中国画在日本的传播起到重要的影响,至今为止,在日本的艺术院校中还只有东洋美校设中国画科,尤其是在日本全面西化、创立日本画、摒弃南画的过程中,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是中国画系的领导班子坚持中国画的教学改革,贯彻叶浅予先生多年思考和实践的一些具体方法。如从以素描为主改为以白描为主入手的写生方法,写生与临摹并重的方法;练形和练笔结合的方法;大力提倡自学,培养学生自学和互学的能力;大力提倡速写和速写与造型训练,速写与笔法的训练,速写进入创作的方法。研究基本功与创作的关系,临摹和写生的关系;写生和创作的关系。开展了关于线的讨论,中西的线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基础上我写出了《写意线条程式》这篇文章,也是对那时讨论的认识,在造型训练方面,韩囯臻、陈谋、王同仁诸位先生都是积极改革的实践者,他们付出了心血各热情。这时两位助理教员在造型训练上主张有所不同,一是姚有多,一是卢沉,他们二位实力都很强,在学生中和社会上的威信都很高,姚有多是在1961年就留校任教的,在国画系的教龄长,早年一直跟着蒋兆和先生、叶浅予先生上课,对国画系的教学思路和发展变化最熟悉。卢沉先生是美院毕业,在附中教了一段时间,文革后才回到国画系,但卢沉对以前的素描教学有看法,认为在学习了素描之后再学中国画是转了很大的弯子,他为什么要主动开构成课,也是本着改革中国画教学的强烈愿望,这两位战士叶先生的爱徒,不能暗中较劲。按照我当时的思想,贯彻叶先生的教学思想,恢复文革前时期以蒋兆和、李斛等先生的人物画教学体系;以李可染先生、宗其香先生的山水画教学体系;以郭味蕖先生、田世光先生的花鸟画教学体系,在继承的基础上在推进一步,那么姚有多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无疑是对的。但我又感到,在继承的同时必须要出新,中国画在这时能融入很大新东西,包括新的造型观念,新的形式技法,在这一点上,卢沉先生是先行者。我想到,既然人物、山水、花鸟分了画室,那么人物画为什么不能分的再细一点呢?于是我提出了卢沉、姚有多分开两个画室,各自实验自己的教学方法,得到了黄润华的支持,时间证明这是很对的,两人都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在不长的时间内两个画室都出了人才,遗憾的是卢沉先生提出他的画室不再招生,这下就麻烦了,在研究系里工作的碰头会上,(黄润华、我和韩囯臻),韩囯臻提出,既然卢沉先生不办了,那就别再分画室了,统一由系里来管吧。正好韩囯臻明确分工抓教学,他也有一套改革人物画教学的方法,总的人物画科教学工作由韩囯臻抓是合适的,在会上就那么定了。这事没有事先征求姚有多的意见,更没有事先做好工作,姚有多正在兴头上,他对中国画系的教学有一整套想法,他对取消他的画室的做法非常生气,进而对中国画系的教学安排提出了许多意见,矛头直指主抓教学的韩囯臻,多次向院领导反映情况,院里要求系里讨论教学问题,当时党委的杜键、教务处长等人也来开会。韩囯臻介绍了教学安排后,姚有多等教师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改换领导班子的问题也在教师中议论着。这事黄润华向院领导提出了退下来,他当领导的时间太长了,自己也感到很劳累,他也很希望有人来接他的班,结果院里同意了,宣布新班子的时候,老班子里只留下我一个人,姚有多任主任,我当时心里特别别扭,似乎老班子是犯了错误才下去的。最冤的是韩囯臻,要说教学上的改革都是我们三人商量着制定的,有些还都是我的主意,要下咱们一块下,我也正好休息休息。干了五六年的副系主任,我也感到疲劳了,有事没事都得顶着,这最难受。

  1989年“六四后”我组织了个写生团到云南去。回来以后我就申请到巴黎国际艺术城中央美院画室去交流访问,一去就是半年,回来以后,靳尚谊跟我说,协助姚有多把国画系好好抓抓,但我感到十分为难,我提出了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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